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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名文学和艺术学学家,他的日记是如何的

2019-09-28 01:11

李慈铭,晚清官员、文史学家。初名模,字式侯,后改今名,字爱伯,号莼客,室名越缦堂,晚年自署“越缦老人”。会稽西郭霞川村人。


李慈铭,晚清官员、文史学家。初名模,字式侯,后改今名,字爱伯,号莼客,室名越缦堂,晚年自署“越缦老人”。会稽西郭霞川村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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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六年进士,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。数上封事,不避权要。日记三十余年不断,读书心得无不收录。学识渊博,承乾嘉汉学之余绪,治经学、史学,蔚然可观,被称为“旧文学的殿军”。

李慈铭(1829—1894),晚清着名文史学家,清末同光年间才望倾朝的学者。浙江会稽人。初名模,字式候;后更名为慈铭,号莼客,所居名越缦堂,晚年自署越缦老人。清道光三十年秀才,次年补廪生,屡应乡试不中。咸丰年间入京,纳赀为部郎。光绪六年中进士,补户部江南司赀郎,后累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。

人物轶事

人物生平

李慈铭一生仕途蹭蹬,困顿落拓,但又清高狂放,遇事敢于直言,以致世人有“性狷介,又口多雌黄”之评。他博学能文,兼擅诗、骈文、词曲、考据诸方面,造诣颇深,成就斐然,尤其是积四十年心力所记《越缦堂日记》,集其治学之大成,与《翁同龢日记》、王闿运《湘绮楼日记》、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》齐名,并称晚清四大日记。早

考场败将

李慈铭自幼聪颖,勤思好学,博览群书,为越中俊才。十二三岁即工诗韵,深受汉学大师、学正吴晴舫器重,有“越中俊才”之称。一生仕途并不得意,11次参加南北乡试,无不落第而归。咸丰九年北游京城,将捐资为户部郎中,不料为人欺哄,丧失携资,落魄京师,其母因此变卖田产以遂其志,而家道由此中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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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慈铭禀赋优异,又肯刻苦用功,十几岁时便能与大人们赋诗酬唱,文名享誉乡里,名列“越中三少”之一。。但考运不佳,屡试屡挫,先是经落榜四次后,才于二十二岁时考中秀才。

同治九年,41岁始中举。光绪六年,51岁始中进士,补户部江南司资郎。他为此特地刻了一枚履历闲章自嘲,曰:“道光庚戌茂才,咸丰庚申明经,同治庚午举人,光绪庚辰进士。”光绪十六年补山西道监察御史,任内巡视北城,督理街道,均尽其职。遇事敢于发表意见,也不避权势显贵,甚至当面折人、议论臧否,因此常常受人嫉恨,遭人诋毁。

后来历经二十年,十一次落榜,于四十二岁时始中举人。最后又经过十年,三次落榜,终于在五十二岁考中进士。

光绪二十年,中日甲午战争战败,闻讯忧惧,咯血而卒,时年66岁。袁行云先生不无感慨地评曰:“其人品、词章、学问,俱有可称,是亦未可轻议也。”

悲喜同日

藏书名家

李慈铭十四岁时,祖母病重,乃奉双亲之命迎娶大他五岁的表姐马淑人为妻。本意是要“冲喜”,无奈,婚礼刚完成,祖母便于当天去世。这件憾事始终是李慈铭心中难以排除的阴影,使得他与妻子一直维持着如姐弟一般的感情,更影响了李慈铭日后的感情生活。

喜藏书,有藏书室名“越缦堂”、“困学楼”、“苟学斋”、“白桦绛树阁”、“知服楼”等,卧床左右,罗列书柜,并排盆花,自称“书可以读,花可以赏,二者兼得,其乐无穷”。与大学士周祖培、尚书潘祖荫来往书信密切。其藏书不足万卷,但以精见称。自称“于经史子集以及稗官、梵夹、诗余、传奇,无不涉猎而模放之”。仅手校、手跋、手批之书有200余种。

酷好女色

编纂有《越缦堂书目》,着录书籍800余种;又有《会稽李氏越缦堂书目录》,由云龙辑有《越缦堂读书记》,记其阅读书籍990余种。藏书印颇多,自称“书籍不可无印记,自须色、篆并臻妍妙,故选不调朱,收藏家争相矜尚,亦惜书之一事也”。有“越缦堂藏书印”、“白桦绛树阁清客”、“会稽李氏困学楼藏书印”、“萝庵黄叶院落”、“桃花圣解盫”、“慈铭”朱文长方印、“霞川华隐”朱文方印、“道光庚戌秀才,咸丰庚申明经,同治庚午举人,光绪庚辰进士”等数十枚。

李慈铭酷好女色。同治五年他就“以四百圆番金购买一歌娘为妾”,光绪初年,他又趁华北大旱,人口价低之际借钱买了两个妾,其中一个妾就花了白银一百八十两。他家里仆役众多,最穷的时候,他家也“平均常常雇佣仆人三四人,女佣两人,更夫一名,厨师一名,车夫一名”。虽然“穷困潦倒”却行必有车。

其《越缦堂日记》对古籍的解释、史料的鉴定考证、人物的评价等,有精到之评;以至本人的经历和对清末政治事件的描述,在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,为学者所重。着《湖塘林馆骈体文抄》、《白桦绛树阁诗初集》、《重订周易小义》、《越缦堂词录》、《越缦堂经说》、《柯山漫录》、《后汉书集解》、《霞川花影词》、《十三经古今文义汇正》等。所藏书于1918年前后由徐惟则、后裔李钟俊整理,有书9 000余册,手稿10余种;1928年售于北京图书馆。

清代规定,官员不得嫖妓,但是可以“挟优”,也就是与伶人戏子交往,所以官员交好伶人,成为风习。李慈铭颇好“这一口”,他经常在饮宴时叫伶人来陪,也时到伶人下处去住,梅兰芳祖父梅蕙仙的入室弟子,人称“花榜状元”的京城名伶朱霞芬更是他的至好。

清史文载

憾无子嗣

缪荃孙撰《清史稿·列传二百七十三 ·文苑三》

李慈铭婚后无子,在传宗接代的压力下,曾于三十七岁、四十岁、五十九岁时,先后纳妾三名,但还是未能生下一子半息。为此,他一直耿耿于怀。到了后来,竟经常流连于风月场所,据说因为常到妓院天下美女都看尽,所以有了双性恋的倾向。而且还染上了“好男色”之癖。

李慈铭,字爱伯,会稽人。诸生,入赀为户部郎中。至都,即以诗文名于时。大学士周祖培、尚书潘祖廕引为上客。光绪六年,成进士,归本班,改御史。时朝政日非,慈铭遇事建言,请临雍,请整顿台纲。大臣则纠孙毓汶、孙楫,疆臣则纠德馨、沈秉成、裕宽,数上疏,均不报。慈铭郁郁而卒,年六十六。

嗜书成癖

慈铭为文沉博绝丽,诗尤工,自成一家。性狷介,又口多雌黄。服其学者好之,憎其口者恶之。日有课记,每读一书,必求其所蓄之深浅,致力之先后,而评骘之,务得其当,后进翕然大服。着有《越缦堂文》十卷,《白华绛趺阁诗》十卷、《词》二卷,又《日记》数十册。弟子着录数百人,同邑陶方琦为最。

李慈铭考运不佳,在官场也不甚得意,收入有限,寄居北京城的费用浩繁,经常举债度日。但据吴振芝从《越缦堂日记》中所见李慈铭先生收支状况分析,发现他每月开销金额中最庞大的费用,竟是买书。在他的日记里,常常记载他到书市疯狂采购的事迹。买书、读书、藏书,成为他自幼至老最为自豪快意之事。

某年的冬天非常寒冷,李慈铭的钱全部花在古书上。他无钱买煤,他只好在冰冷中颤栗地熬过一天算一天。他熬夜读书,为求证一事,翻箱倒箧,辛苦非常。他却兴奋地说,“经义悦人,如是如是!”

耿介直露

李慈铭具有爱憎分明的强烈个性,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或事情,常不假辞色的当面或即时破口大骂,以致于一些至交好友,如张之洞等,最后都因故宣告决裂。有时他也会在日记中自我检讨,但由于不喜欢俯仰随人、委曲求全的个性使然,始终不改旧习。不过,他处世虽多有峻厉言行,对于亲族,甚至家仆、亲友遗孤,则多以温情相待,可见是一位性情中人。

官场生涯

李慈铭的京官生活,呈现一种极为矛盾的状态:一方面,李慈铭正式收入极低,其他收入来源也不多,所以经常债务缠身,哭穷叫苦。我们看他的日记,其中经常哭穷,什么“比日穷困不堪”,什么“比日窘甚,负债有如牛毛矣”。另一方面,他却一直追求着与自己的收入水平不相称的生活方式:住大宅子,用许多仆人,出门必有车马。

从同治十三年起,李慈铭租了一套豪宅,原闽浙总督季文昌的旧邸,这个房子可不一般:“有屋二十余楹,有轩有圃,广植花木,气派宏阔。”花园里内有轩翠舫、碧交馆、花影廊、小东圃等名胜,湖光山色,美不胜收。

更为引人注目的,是他长年沉醉于宴饮、歌郎、冶游的“上流社会生活”。我们看他的日记,他每个月有一半时间,是在外面大饭店吃饭,“每月有一半以上都有饮宴”,在声色上更经常大为破费。“光绪三年,他的仲弟在乡饥饿而死,而他在北京一年之中却花一百多两于酒食声色之征逐。‘余虽穷,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。通计出门七年以来,寄弟者不过十金耳。”

所以李慈铭的生活属低收入高消费类型。李慈铭的这种矛盾生活状态,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他收入低微而生性又贪图享受所致。

李慈铭官位一直不高,所以收入很低。捐官又掏空了家底,所以家中也无法接济。但李慈铭的生活品味却相当高。李慈铭出身地主家庭,早年家中还颇有些田产,从小没吃过苦,生活相当优裕。所以他一生讲究享受,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。他对衣服的讲究和在乎远超过曾国藩,比如这一年闰四月二十五日记:“四月间制珠毛皮小貂袖银红江紬袍一领。平生衣服,无此都丽也。以袖甚佳,有承平密致之风,团花绣球,俨然宫体。”此袍虽花去他20两银子,但他没有心疼,反而颇为得意。徐一士说:“慈铭嗟贫,时见于《日记》,而颇讲甘美享用。”确实不假。

李慈铭不但不耐清贫,还看不起那些“不懂享受”的同僚。比如他的同时代人李用清是同治四年翰林。《清史稿》称此人“安贫厉节”,不收陋规,每出门则徒步奔走,不乘车。众人皆称其俭德,李慈铭却在日记中嘲讽他“一无才能,惟耐苦恶衣食,捷足善走,盖生长僻县,世为农氓,本不知人世甘美享用也”。他的价值取向可见一斑。

第二个原因是李慈铭心态的消沉。李慈铭成名既早,自视极高,以为凭自己的才华,搏取“黄金屋颜如玉”当如探囊取物,不料一生困顿,仕途潦倒,沉浮冷署,对此一直深以为愧。所以李慈铭任户部司官期多年间,他对职事表现得相当厌倦,甚至“经年不一诣署”,原因是他“羞与少年为伍”,“与俗吏随波”。他的二十多年京官生涯,基本上是在失望、懒散、愤世嫉俗、牢骚满腹中度过的。所以干脆就纵情诗酒,以消块磊。

李慈铭因境遇不顺,“口多雌黄”,“性善骂”,“持论苛刻”,爱批评当时官场种种丑态,对“同时名流,无不极口谩骂,不留余地”。 因此获得了“敢言”的称号,被人目为清流。史称他“不避权要,当面折人、议论臧否”。然而虽然痛恨官场腐败,李慈铭对升官其实一样热衷。光绪十四年简放各省学政,他事先也四处活动,做了许多工作,结果没有成功。光绪十六年终于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后,他“敢言”的锋芒就大为收敛。门生攀增祥说“牢骚渐平,欲有所陈,尚未封上,但谈时政,不事搏击”。

李慈铭为官之初,也曾矜尚名节,“尝自订七例自勉:一不答外官,二不交翰林,三不礼名士,四不齿富人,五不认天下同年,六不拜房荐科举之师,七不婚寿庆贺”。但他远未能践行自己的诺言。李慈铭一方面在日记中深刻嘲讽那些“曲计攀援”以求外官馈赠之人。另一方面,他自己就是一个“曲计攀援”的高手。光绪七年春,他就曾至贤良寺投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,“以近日窘甚,冀其随例有酬应也。”这次李“馈别,敬十二金,犒使二千”。

李慈铭一生谋得的最大一笔“馈赠”,是生涯最后几年担任“天津问津书院北学海堂山长”所获的每年一千一百余两束修,这是他京官生涯后几年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基本保障。“天津问津书院北学海堂山长”其实只是一个挂名,一年不需要到天津跑几次,束修却如此丰厚,原因很简单:这其实是李鸿章送给他的“封口费”。盖李鸿章深知李慈铭之善骂,更自知自己身处高层政治矛盾的中心,很容易被清流们抓住小辫子不放,所以他倾力结好李氏。这笔封口费效果不错,虽然李慈铭虽恣睢放纵,“任情善骂”,但在晚清清流皆竞相痛骂李鸿章之时,他却从来不开口,“慈铭在言路,不劾李鸿章。”

文学成就

文学作品

李慈铭虽有“漆室坐忧时事非”的感情,任官期间也曾对时政有所批评和建议,但思想比较迂阔保守,持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的观念,以求索不倦的学者和矜尚名节的名士,终其一生。他承袭乾嘉汉学余风,治经学、史学,都有一定成就。又博览群书,时有所评。其治学读书所得,大都载入《越缦堂日记》,颇为世人所重。

李慈铭自言在创作方面“所得意者莫如诗”。今传已刻之诗起道光二十四年,共850首,主要反映了贫窘的学者与困顿的名士的生活与心境,山水风物、交游唱和的“登监闲适之篇”较多,至于“感愤切挚之作”,也多是抒写落拓不遇之感。直接触及时事、反帝慨时的篇什,如《庚申八月感事》、《出大沽口感事》、《庚午书事》、《京邸冬夜读书》等,为数寥寥。占有一定数量的涉及太平天国的诗篇,则表现了地主阶级的立场。

李慈铭认为“学诗之道必不能专一家限一代。凡规规摹拟者,必其才力薄弱,中无真诣”。他主张内有所蓄。同时广泛向前人学习,“汰其繁芜,取其深蕴,随物赋形,悉为我有”。他的诗大体遵循自己的主张,广采诸家之长,以写自身所遭之境,自心所生之感,创造一种“清淡平直,不炫异惊人”的风格,如《自题霞川老屋图》、《舟入青浦界作》、《初夏舟出徐山村至清水闸作》等。在文章方面,李慈铭认为“文体必本韵偶”(《书凌氏廷堪校礼堂集中〈书唐文粹文后〉文后》),强调骈文之美。此外,他的词也有一些感怀身世之作。

李慈铭除经、史着述之外,刻有《越缦堂文集》12卷、《湖塘林馆骈体文》 2卷、《白华绛跗阁诗初集》10卷及《霞川花隐词》。尚有《杏花香雪斋诗二集》、《桃花圣解庵乐府》未刻。中华书局出版的《杏花香雪斋诗》10集,为吴道晋所辑。

《越缦堂日记》

《越缦堂日记》是清代很有名的日记,与《翁同龢日记》、王闿运《湘绮楼日记》、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》齐名,并称“晚清四大日记”。早在李慈铭在世时,《越缦堂日记》就被“士友多传抄之”,同治、光绪间文人圈内甚至有“生不愿做执金吾,惟愿尽读李公书”之语。李慈铭的日记之所以倍受学界青睐,一方面固然在于李慈铭本人的名望,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记本身的内容和价值。日记文字达数百万言,对清咸丰到光绪近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、人物评述、名物考据、书画鉴赏、山川游历以及北京等地的社会风貌等内容均有翔实记述,足资后代学者参考借鉴;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读书札记,仿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之例,撰写书籍介绍及评论,内容涉及经史百家;日记中还录有李慈铭本人的诗词、骈文作品,对于研究作者本人的文学创作颇具参考价值。

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坦然承认自己重新提起写日记的兴趣是受了《越缦堂日记》的影响。当然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,鲁迅在《怎么写》一文中说道:“《越缦堂日记》近来已极风行了。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。为什么呢?一是钞上谕,……二是许多墨涂,……三是早给人家看,钞,自以为一部着作了。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,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”。《越缦堂日记》已列入台湾国中国文教材之一。

《越缦堂日记》的出版经过极为曲折,前后历时六十余年。1894年末,李慈铭病逝,遗留日记手稿七十余册。当时,沈曾植、缪全孙等人曾极力推动将日记付梓,曾经师事李慈铭的樊增祥“以速刻自任,索最后一盒去,卒未刻”。1919年,在蔡元培、傅增湘、王幼山、王书衡等及学界二十余人的共同捐助下,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以《越缦堂日记》为其名影印出版了遗留六十四册日记稿的后五十一册。。《越缦堂日记》影印出版后,士林争相一睹为快,誉之为“日记之大观”、“掌故之渊薮”。鲁迅在《三闲集》中说“《越缦堂日记》近来已极风行了”就是当时日记出版后的真实写照。

《越缦堂日记》出版后,蔡元培根据李慈铭的遗愿拟将剩下的十三册日记进行分类节录出版,后经钱玄同倡议,仍将剩余的十三册日记按前五十一册之例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线装本影印出版。这便是《越缦堂日记补》。而樊增祥带走的李慈铭暮年的日记手稿则如泥牛入海,音信全无。尽管各时期都有热心人士呼吁追寻,但始终没有下落。直到1980年才有幸被发现。这宗重见天日的手稿后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行世,名《郇学斋日记》共九册,至此,李慈铭日记始以完璧面世。

代表诗作

又听呢喃到画檐,旧巢重待絮泥添。

主人为尔嫌春早,闲过花时不卷帘。

家家门巷正啼莺,取次轻阴间嫩晴。

满院杨花人不到,秋千撩乱作清明。

流水游龙日夜驰,品题豪竹与哀丝。

谁云饥饿苍黄日,犹是承平宴饮时。

天乐瞢腾如昨梦,杞忧涕泪有谁知?

只须一醉生涯了,莫忘高阳旧酒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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